1949年12月底，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的李天佑赶赴广西南宁，出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同战友聚了以后，李天佑便又马不停蹄的赶往桂林。

李天佑是桂林人，当年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家乡的不少亲人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李天佑回到家以后，才知道父母已经先后去世，而家里姐妹五个人，也就只有大姐陶李氏在，李天佑心中不胜伤感。

为了培养侄儿，李天佑把陶李氏的儿子送到了桂林军政学校。

不料还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就出了事儿。

1950年春节，陶李氏的儿子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回家过年，结果就此失踪在半路上。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说丢就丢，也让李天佑警觉起来，在一番地毯式搜索下，部队在距离桂林20多公里的山路上，找到了陶李氏儿子的遗体，他已经被土匪杀害了。

土匪嚣张的气焰也让李天佑很是愤怒，他先是嘱咐秘书王平带一个排，将陶李氏从家乡接到桂林城居住，防止土匪报复。

李天佑心里很清楚，虽然广西全境已经得到了解放，但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特别是四处作乱的土匪，严重的扰乱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想要建立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就必须把这些土匪剿灭。

广西在中国近代以来，形势就一直很复杂。

这主要是因为，广西是桂系军阀的发源地。

从民国初年一直到全国解放，桂系军阀始终是自成派系，蒋介石的中央军基本上进不了桂林，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始终活跃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而桂系的军队也具有相当彪悍的战斗力，虽然他们整体装备不如蒋介石的中央军，但整体实力不容小觑。

1949年年底，白崇禧败退广西后，布置实施了总体战，他把一部分国民党军正规军以及特务留在广西境内，四处拉拢各地盘踞的土匪，设立桂北、桂西、桂东、桂中南和桂滇边五个军政区，发动“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在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小瑶山等山区创建地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以后，这部分武装力量也都滞留在了广西，给当地治安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

广西的土匪大致上分为三类：

一、国民党军的残匪，属于原来正规军的一部分；

二、盘踞广西深山老林之中的土匪；

三、地主恶霸武装势力。

这部分土匪总计人数大概只有9万人，尽管不如西南、湘西等各处盘踞的土匪数量多，但广西的地形地势相对复杂，这部分土匪潜藏进深山老林，不容易捉拿，加上广西地方工作在过去也未来得及做，当地百姓也有不少人被裹挟其中参与。

1950年1月25日，恭城县发生土匪暴乱，因解放初期，各个乡镇的政权基本都掌握在旧伪人员中，群众对我党的政策也不了解，暴乱发生伊始，全县14个乡镇竟然有11个被裹挟参加了暴乱。

而当时守卫县城的只有37名解放军战士。

尽管后来暴乱迅速平息，但我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我军政工作人员及农民积极分子350人被杀害，损失公粮100万斤，人民财产损失10亿元以上（旧币）。

而这场暴乱距离广西解放只有45天。

而更为严峻的是，不久之后各地匪众响应恭城暴乱，被杀害的干部群众达3000多人，损失公粮约40万公斤。

尤其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后，广西的匪患发展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到处都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据原百色军分区司令员覃国翰回忆：

“当时土匪都已经打到了军分区门口。”

甚至于当时时任广西军区司令员莫文骅都在军区大院自家住的院子楼顶上，架设了两挺机关枪。

广西匪患严峻至此，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暴乱中，土匪的占比其实很小，大部分被裹挟的都是群众百姓，有不少还是少数民族，在针对这些人时，执行政策上存在宽和严的问题。

1950年9月初，李天佑和45军政委、广西桂东南党军政委员会主任邱会作两人商量起草，联名向中南局反映广西剿匪的严峻形势，要求中南局派出专人来解决广西地区匪患严重的问题。

毛主席那时对广西匪患极为重视，为此下达了严令。

1950年11月14日，毛主席指示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

“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问题。”

“要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

毛主席给广西剿匪设了大限——即1951年5月1月全面肃清广西匪患。

广西全省也召开了几次高干会议，商讨剿匪事项，李天佑主张从严对待，针对广西历史上民间枪多的问题，主张全部收缴：

“理由很简单，枪是土匪暴乱的资本，收了枪，就断了资本。”

自治区第三次高干会议，为全省剿匪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会议决定将广西剿匪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以李天佑和时任广西省委副书记何伟统一指挥14个半团进行瑶山剿匪。

为了剿匪工作的顺利推进，中央甚至把21兵团也一起调来了广西。

一场轰轰烈烈的剿匪作战即将展开。

盘踞金秀瑶山的土匪，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国民党军第三路军，该军下辖一个184军，总指挥罗活和副总指挥王景 宋已逃往香港，实际指挥人是该路军所辖的第一四八军军长杨创奇和新一军(交警总队改编) 军长余铸，该土匪盘踞在大瑶山东部。

还有一支就是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因其司令甘丽初已经逃往香港，所以实际上是副总指挥甘竟生负责。其麾下有两个军的番号，分别是第一二六军，军长林秀山，暂编三十六军、平(乐)、藤(县)、昭(平)、蒙 (山)、荔(浦)、修(仁)六县“清剿”指挥所(司令韩蒙轩。

当然，盘踞在瑶山的土匪有很多，林林总总竟然有8个军的番号、13个师、 17个团，总计兵力大约在3万人，甘竞生、林秀山、韩蒙轩和杨创奇四人则被称为是瑶山“四大匪首”。

也因为我军之前一段时间剿匪不利，这帮土匪的气焰十分嚣张，到处设卡收税，强征粮食，强迫瑶族群众挖壕建堡。当时土匪以瑶山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将瑶山打造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指挥部，企图负隅顽抗。

甘竟生甚至还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有联系，邀功请赏。

甘竟生此人如果论资历，那是相当的老，1924年春，甘竟生到广州，被广西国民党代表马晓军推荐报考黄埔军校，后来成为黄埔一期毕业生，1947年2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如果对比同期毕业的杜聿明、胡宗南，甘竟生算是进步比较慢的。以至于时隔多年以后，他只能以土匪头子的身份，指挥着一群国民党军残兵败将。

为了不惊动瑶山土匪，李天佑想了一个高招——“围鸟驱丛，围鱼驱水”

1951年1月2月，李天佑宣布封江封路，部队与地方民兵以及群众分工，将瑶山出入外界的交通切断，将土匪困在瑶山里，并抽调全省的交通工具，秘密运送各个部队到瑶山前线剿匪。

等到1月8日，进攻部队抵达瑶山外围后，李天佑下达剿匪命令，大部队猛地扑上去，发动了进攻。

从黄昏开始到傍晚，瑶山的大雨就没有停过，战士们冒着雨，深入瑶山剿匪，当时土匪外围信息通道被切断，浑然不知自身处境，仍然很嚣张跋扈，据李天佑回忆：

战士们向炮楼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只有投降才有出路！”这时，土匪却躲在炮楼里浪声浪气唱小调，有的则嚷叫着：“来吧！炮楼里有肉有酒，不要在外面淋雨挨冻了！”

为了从心里上震慑这股土匪，政治攻势也同时展开。

当时瑶山中还居住这不少的瑶族居民，面对解放军，他们始终很是戒备，当时生活在深山老林中的瑶族人生活仍然很原始化，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土枪，不过在我党的民族政策下，这些瑶族居民很快就放下了戒心，并积极参加解放军配合部队剿匪。

短短十余天时间，瑶山土匪被歼灭达1.3万人，匪广西游击联军总司令黄品琼被我围困，冻饿而死；匪新1军军长余铸被我生俘。

不过，还是有不少土匪窜进了瑶山深处，其中就包括甘竟生等四大匪首。

1951年2月2日，李天佑下达命令，他集中了十三个营的兵力，向瑶山深处进军。

2月3日，也就是在我军向瑶山深处进军时，匪首甘竟生、杨创奇、罗绍章聚集了800残匪，企图突围。

这帮土匪可能也是意识到自己末日将临，一个个悍不畏死的重逢，当时负责堵截的柳州军分区立即调集兵力，将土匪盘踞所在团团包围。

2月8日晚，林秀山、杨创奇聚集残兵，企图从大樟附近突围，当时居住在大樟附近的瑶族居民村落还出动了不少男女老少支援剿匪作战，一场混战下来，土匪突围失败，杨创奇在突围中走投无路，被我军生擒。匪首罗绍章在万般无奈之下，携带手枪以及个人资料下山投降。

据说事后，杨创奇悔恨万分，他对罗绍章坦言：

“我逃到香港本已庆得余生，何奈错估形势，又兼自己利欲熏心，冒险回到大瑶山来，真是不自量力。”

可甘竟生、林秀山以及韩蒙轩等匪首还是逃进了深山老林。

甘竟生、林秀山以及韩蒙轩实际上已经大势已去，被捕也不过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瑶族居民指路下，人民解放军派出精干的小分队，入山搜捕匪首。这些小分队被人称为“飞行队”，全部都由部队之中的精干的干部战士组成，他们携带干粮，在深山老林之中一钻就是多日，一旦咬住敌人，便死死的不撒手。

一次，某部飞行队从一名女土匪俘虏的口中得知了甘竟生的下落，便立即追出去，结果一连追了几个村子都是差一步。事后我军才了解到，甘竟生随身携带着一个望远镜，能够在距离很远便发现我军的踪迹，双方每次都是相差几里地，但我军却始终扑空。

甘竟生的狡猾也让我军改变了原来的准备，从白天行军改为晚上行军，刻意错开。

据说甘竟生被捕颇具有传奇性。

金秀县飞行队24人进入深山之中追捕匪首，一名老兵张文川因烟瘾打，趁着追击的空档悄悄躲在一边抽烟，结果在石头磕烟锅时，意外听到了在不远处传来了同样的两声回应的声音。

张文川一开始开以为是听错了，于是又磕了两下烟锅，在空旷的林子里，又传来了两声回应。

这下子，张文川断定这应该是土匪事先留下来的暗号，于是立即报告了上级。

在确定了土匪的联络暗号以后，飞行队立即着手准备。

2月12日，飞行队赶到了一处瑶寨，有村民告诉战士：

“刚才甘竟生的副官还催促我给他们做饭呢？”

在瑶民自告奋勇带路下，飞行队很快就找到了甘竟生的行踪。

按照之前发现的土匪联络信号，战士们拍了两下巴掌，果然在不远处暗戳戳的走出来一个人，因为天色昏暗，眼前这名土匪也没有分辨清楚，就被我军战士四五把手电筒照在脸上。

战士们一拥而上，把此人抓获，一旁的土匪还想开枪，被我军一枪撂倒，双方混战了一场。

当时，战士们还注意到了旁边有个影影绰绰的身形，立马上去将此人抓捕，随即从这个人身上搜出了一副望远镜、一块怀表、2支美国派克钢笔，以及金溜子、光 洋、东毫等。

通过一枚刻着甘竟生名字的私章，战士们断定，眼前这个人就是甘竟生。

简单审讯后，战士们发现，之前那个被抓的是甘竟生的副官。

2月12日，甘竟生在与我军飞行组枪战期间被捕，消息传来以后，全军士气大振。

2月26日，狡猾的匪首林秀山因耐不住饥饿，下山偷红薯，结果被我军活捉，因林秀山吸食鸦片，被捕时烟瘾犯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因为被我军追捕的太紧，林秀山连停下来抽袋烟的功夫也没有。

2月28日，我军接到瑶族民兵报信，得知了韩蒙轩的下落。

被我军围追堵截了这么多天，韩蒙轩早已饥渴难耐，其副官何启怀下山找吃的，结果被追上来的解放军战士活捉。

何启怀干脆利索的选择了配合，交待出了韩蒙轩的下落。

可恨的是，韩蒙轩在行踪暴露以后，竟然假装投降，趁我军战士走进之际，开枪射击，致使解放军一位战士牺牲，一位战士受伤。班长周德林连射几枪，将韩蒙轩当场击毙。

（也有资料称韩蒙轩是被活捉

就这样，盘踞瑶山的四大匪首被捕的被捕，击毙的击毙，已经再难形成气候。

五十多天的剿匪作战中，我军共歼灭土匪3.8万人，其中排以上匪首3799名，投降自新的土匪占总数一半。使得大瑶山整体获得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