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虽历经无数改朝换代，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1937年抗战前夕老舍创作了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我的儿子叫福海；1950年石挥导演自导自演电影《我这一辈子》，我的儿子改了名叫海福，而我没有名字。

时间流逝，2002年张国立自导自演电视剧《我这一辈子》，“我”终于拥有了名字——福海，这原本属于儿子的名字，被“我”抢了过来，他只好改名叫顺子。

在老舍的笔下，15岁那年，我遵从父母之言做了裱糊匠的学徒，24岁有了一儿一女。后来妻子跟师哥黑子跑了，从此我心中有了个空儿。

我说过了：自从我的妻潜逃之后，我心中有了个空儿，经过这回兵变，那个空儿更大了一些，松松通通地能容下许多玩意儿。

我实在是没脸再上街口去等生意，也许当个小差事能把名誉恢复一些，就此改行做了臭脚巡。安分守己一辈子，晚年得一孙子，儿子却病死了，我的故事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结束，我等着饿死。

石挥导演一来，我的妻子没跑，邻居巡警老赵介绍我做了巡警，还结识了共产党员申先生，他与我儿子经常拍桌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这心里头还是老有个空儿。

申先生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啊，我就觉乎着，我这心里头老有个空儿。人越活越老啊，我这心里头这空儿也越来越大了。他有好些个事情，我简直他妈想不通！

儿媳被我带去的日本人抓走了，儿子海福通过申先生的介绍打游击去了，从此孙子没了影儿，儿子杳无音信，巡长这顶官帽也丢了。60岁的我因儿子共产党的身份遭了大罪，我在狱中向申先生申诉，终于明白了些什么。故事在我六十多岁的时候戛然而止，我在寒夜中死去。

从前清到现在，这也毛四十年了吧？我这四十年，您知道的呀申先生，我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就是受了点气吧，能忍的我总忍。这四十年改朝换代的，他不管谁来了，我都得欢迎，我都得给他们站岗啊，守夜的。说起来可也真怪啊，不管谁上台吧，他妈什么好听他说什么，什么共和啦，平等啦，自由啦，他妈说得好听，没他妈一个是拉人屎的！反正倒霉的是我们老百姓。我把这几十年的心血都卖给公家了，如今我落得他妈家破人亡的。我六十多岁的人喽，如今让我他妈受这份罪，坐老虎凳，灌凉水儿，这是他妈胜利了这是？这叫民主啊？还自由啊？礼廉耻啊？我操他的亲娘祖奶奶！

石挥原来为电影设计的结尾是，北平解放，主人公在入城的解放军队伍中看到儿子，父子激动地拥抱，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一同前进。

在当时情况下，私营电影公司无法组织拍摄声势浩大的解放军入城式。石挥又想向新闻纪录片厂商借入城式纪录片，以穿插于片中，却未能如愿。他只好将结尾改为“我”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与影片开头形成前后呼应，更加强调做奴才的悲剧命运，这样的一辈子一点都不冤屈，更加悲哀、引人深思。

相较于电视剧、小说这两个版本，我更喜欢电影版的《我这一辈子》。老舍笔下的“我”是像祥子一样的能干、善良的底层小人物，不同的是主人公能识文断字、精明能干，展现出不同时期的不同生活状况。从底层民众变成低点的统治阶级，生活被压榨到了极致，我开始想各种办法去改变，想坐稳奴隶的身份。

石挥镜头下的“我”表现出来的是愚性，代表着上下五千年来大字不识几个，既能忍耐应付又老实善良，糊里糊涂活着，委委屈屈死去的老百姓。这样的我去看、去听、去想40多年里所经历的一切，其中所揭示的事实，也是当时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缩影。

申先生的加入很是让人惊喜，他的存在让福海变成海福，做出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他成为了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全片着力展现的我一直没变，悲哀命运的坎坷，却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映射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沧桑。

电影的成功得益于老舍原著里深厚的现实主义内涵，导演石挥在改编的过程中保持了原作的精神风貌，删去了原著前四章的内容，并将叙事时间线从1921年继续延后到解放战争胜利。人物的命运也因各自不同的选择而有所不同。

增加了原作中没有的一位共产党员申远，被辫子兵杀鸡儆猴的“小锁”也安排成我熟悉的人，我的官位丢了也不是因为我留胡子……导演让“我”心中的空儿变得更纯粹：我只是安分守己的养家糊口，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在我看来，这样的改编更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使观众怒“我”不争，哀“我”不幸。

1982年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说：“我参加了这次‘回顾展’，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

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说：“过去我只知道中国有个赵丹，现在我发现还有石挥。”

1949年后，影片中的“我”早已死了。执导兼主演《我这一辈子》的石挥，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泰斗，被称之为“话剧皇帝”，他才刚着手拍摄这部影片。

石挥从一个乞丐那里花了400块钱买了一件破棉袄，上面的虱子得用热水浸泡才能去除，穿着它拍出了片尾那场穷困潦倒的戏份。

为塑造“我”这一经典形象，石挥专门去访问一些退了休的老警察，了解他们在旧社会的具体处境，熟悉他们执勤时的各种规则，还从一位当过巡警的童年好友身上加深了对“我”的理解：“我”的职业虽是统治阶级的奴才，可与老百姓的关系往往是好街坊；服的是公’家的务，住的仍是大杂院，假装吃了大鱼大肉装点公家的面子，不过是做了奴才而不自知。

石挥对角色、经历、爱好、教育、习俗等反复琢磨，深挖人物的内心世界，对影片的精益求精，让它成为老舍《我这一辈子》的最经典改编，一经上映便轰动全国。

在1950年2月举办的上海电影界座谈会上，很多电影人都给予该片很高的评价。可是后来这部电影却被认为有左倾思想，有人认为结尾不应该让主人公死去，而是让他看到解放战争胜利，人民当家做主，为自己站岗的美好世界。

现在的我们看来是绝佳的结尾成了当时攻击他的把柄，1957年，石挥被定为“右派”。同年11月下旬，石挥像他创作的革命家申远一样，坦然、从容赴死，就像早已为自己书写好的结局。他踏上了最后一部电影《雾海夜航》的道具船，跳进大海，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最为合适的去处。

多年以后，童葆苓对当时的情景还念念不忘：“那种失态我后来想想，就是一种诀别的表示。自那个下午之后石挥就离家出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1957年的老舍早已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一年他的《茶馆》刚刚面世，但是作为一名作家，他感觉整个文艺界的生命开始凋零。

那时候的新作品创作很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唱时代曲外，其余的动不动就犯忌。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

沈从文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

巴金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

作家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老舍也很用功，但是也写不出作品，他没有决心像沈从文那样封笔，从今往后什么都不写。无奈之下，搁置已完成八万字手稿的《正红旗下》，心心念念着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是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很多人说文字里已无一丝一毫作家的影子。

老舍虽然对于继续写作已不抱希望，却相信文化革命革不到他头上。当时的革命对象是所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哪样都不反，哪条都摊不上。七月间见到上海作家巴金时，老舍还很有信心地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早在1950年，老舍就对自己的旧作开刀。《骆驼祥子》该书末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他剜去了心头肉，却依旧没能躲开。

老舍先生在文联遭到第二次批斗时，有一位女作家站出来揭发老舍，“他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是拿美元的”。

批斗中，老舍不再说话，不再低头，他使足了最后一点力气，把手中举着的牌子狠狠扔了出去……老舍的举动，无疑使批斗升级，他被轮番毒打到深夜，直到凌晨……

红卫兵命令老舍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第二天一早，老舍对三岁的孙女说："小月，和爷爷说再见"，然后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老舍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镜、钢笔、手杖，走向湖水，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

老巡警说：哎呦，我这一辈子呦~

石挥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老舍说：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常说：无知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可是老巡警用他的坎坷一生告诉我们：闭眼看世界，不知道清末腐朽，外面八国联军侵华，烧杀抢掠，里面辫子兵造反乱砍乱杀、抗日战争……一辈子都在挣扎着、迷茫着、彷徨着，这样一辈子过成什么样都不冤屈。

无论是影片中的申远，还是导演石挥、作家老舍，他们的悲剧命运也都是中国人苦难的缩影。不同于“我”的迷茫，他们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革命是申远的道，电影是石挥的生命，文学创作是老舍的根，死亡在他们看来轻于鸿毛，“我”好死不如赖活着。

无知让人陷入悲剧的漩涡而不自知，清醒有时候意味着更大的痛苦、要与世为敌，新时代的这一辈子，你们会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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