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窦娥是以“药死公公”的罪名蒙冤而死的，死后窦娥的鬼魂向自己的父亲——两淮提刑肃正廉访使窦天章陈述冤屈，冤案才得以昭雪。

在后来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中，大多数的编演都沿袭了关剧的情节及结局，但也有让窦娥不死的改编，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金锁记》是一部33出的传奇剧作，其初稿作者是明末剧作家叶宪祖，经袁于令修改而成。它是根据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改写而成的。

剧情梗概是：楚州山阳县蔡昌宗早年丧父，因项挂金锁，乳名金锁儿。十六岁时，他把金锁交母亲保存，自己赴外求学。不久穷秀才窦天章欲赴京考试，便把孤女端云送到蔡家作童养媳。蔡昌宗途中渡河时，河神忽作波涛，倾覆其舟，被送往东海龙宫成亲。蔡婆听说儿子葬身河底，痛不欲生。端云改名窦娥，决心孀居，守节终身，蔡婆把金锁付与窦娥保存。

蔡婆向赛卢医讨债，赛卢医将其骗到郊外，欲以加害，被张驴儿母子救下，蔡婆便留二人住在自己家里。张驴儿调戏窦娥，慌乱中窦娥遗下金锁，被张掠去。张持金锁到赛卢医那里换一副砒霜，放在羊肚汤里，阴错阳差地毒死了自己的母亲。张驴儿逼窦娥私了，遭拒绝，于是诬告到山阳县。山阳县把窦娥屈打成招。

临斩时，天曹率风雪二神突降大雪。提刑官认为“炎天降雪，必有奇冤”，便将窦娥带回收监。恰值窦天章升任两淮廉访使到这里私访，亡妻托梦于他。窦天章重理此案，赛卢医交出金锁，证实砒霜的来龙去脉，冤情大白。与此同时，蔡昌宗与龙女姻缘期满，赴京应试，状元及第。最终夫妻、母子、父女团圆，张驴儿遭雷打身亡。

将关汉卿的《窦娥冤》与《金锁记》进行比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第一，在结构体制上，改原来的以窦娥的命运为主线的单线制情节结构为明清传奇中常见的“生旦双线制结构”，即以蔡昌宗为一条线去编织外出求学、渡河覆舟、龙宫成亲、应试及第等情节，以窦娥为一条线去敷叙窦娥的与父分离、私祭亡夫、被张驴儿调戏陷害、被山阳县令屈打成招、监房诉冤、法场诉冤、被带回收监、冤情昭雪等情节，并将金锁作为勾连两条情节线的物件令其反复出现。

第二，在人物命运上，改原来的窦娥蒙冤而死的悲剧结局为历经苦难后窦娥与蔡昌宗夫妻团圆、窦娥与窦天章父女团圆、蔡婆与蔡昌宗母子团圆的“苦尽甘来”的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局。

第三，在情节设置上，因为要照顾“生旦双线制结构”和最终的大团圆结局，设置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情节，比如河神覆舟、龙宫成亲、天神降雪等情节，好像是上天故意给男女主人公设置劫难，然后再搭救他们出苦海似的。

另外因窦娥未死，让其母托梦给父亲的情节也不够合理。张驴儿最后让雷击死亡的情节也很荒诞。在窦娥的情节线上，增加私祭、遭张驴儿调戏、蔡氏探监等情节有助于表现窦娥孝顺善良的性格、贞节自守的品质和凸显张驴儿无赖、无耻的嘴脸。

第四，在主要人物性格刻画上，强化了窦娥的贞节、孝顺等伦理品质，弱化了窦娥刚强的性格及反抗精神。比如改关汉卿原作中法场上窦娥发出三桩誓愿感召六月飞雪为天曹率风雪二神突降大雪，提刑官认为“炎天降雪，必有奇冤”，便将窦娥带回收监。原作中出于窦娥昭示自己清白和冤屈的强烈愿望而产生的戏剧行动变为“上天”对人间冤情的主动体察和昭示。

叶宪祖《金锁记》的情节比关汉卿的《窦娥冤》曲折细密，但其“苦尽甘来”的命运大反转，虽然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却大大消解了关汉卿《窦娥冤》的悲剧精神。另外部分情节的荒诞不经、对窦娥性格刻画上的失误都是其不足之处。

程派青衣迟小秋：360百科

海瑞为窦娥伸冤

母子、夫妻团圆

迟小秋是程派弟子，被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喻为"程派标准传人"，当今京剧程派艺术的领军人物。迟小秋舞台功力深厚，现任北京京剧院青年团团长，被戏迷亲切地称作“迟团”。代表作《锁麟囊》《碧玉簪》《荒山泪》《孔雀东南飞》《窦娥冤》《文姬归汉》等，她曾率团先后赴全国各地以及港澳台、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和广泛赞誉，在海内外戏剧界颇有影响，为京剧程派艺术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014年，京剧界举办“纪念程砚秋先生诞辰110周年京剧程派经典演唱会”，其中就包括迟小秋主演的《窦娥冤》。2015年，迟小秋主演的《窦娥冤》在“CCTV空中剧院”播出的时候，前面有主持人对导演孙元喜和主演迟小秋的采访，孙元喜提到了在《窦娥冤》改编演出中的一件事，建国后周恩来总理看了程砚秋先生演出的《窦娥冤》后，对程先生说，“观众看到窦娥死了，太压抑了，能不能让窦娥不死？”

所以后来在程派《窦娥冤》的演出中，窦娥遇到了清官海瑞，冤案被查清，就没有死。不但窦娥没有死，窦娥的丈夫蔡昌宗也没有死，他在被张驴儿推入河中后，被人搭救，后来考中状元，最后的结果是母子、夫妻团圆。

从程派表演艺术的角度去看，迟小秋主演的《窦娥冤》没有什么问题，但从戏剧文学的角度去看，最后母子、夫妻团圆的情节还是有些生硬，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关汉卿《窦娥冤》的悲剧精神。

“悲剧”是源自西方的戏剧审美形态，在西方形成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一整套的悲剧理论。但由于中国古代戏曲的起源和形成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在中国古代的戏曲理论著作中，是没有“悲剧”的概念的，是王国维首次以“悲剧”的标尺来衡量元代北曲杂剧的价值。

他在《宋元戏曲史》中以赞赏的口吻说：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享’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可以说，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最具有悲剧审美效应的作品。

在关汉卿的笔下，窦娥的人生结局是屈死法场，尽管最后冤案被昭雪，但窦娥的现实人生终究是被污浊而强大的社会势力毁灭了。

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不符合中国人“善有善报”“好人一生平安”的社会心理期待的，它揭破了“好人不长寿，祸害遗千年”的血淋淋的事实，它告诉人们，只要这个社会存在“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的霸凌心理和行为，只要这个社会存在“视人命若草芥”“视金钱为上帝”的贪腐心理和行为，它就不可能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好人就不可能平安。

《窦娥冤》最大限度地揭示了窦娥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不美好，它无比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好人被欺凌、被冤屈、被杀死的事实，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是一部写实性很强的作品。

在关汉卿的笔下，窦娥的年少孤苦、青春守寡是一种悲惨，窦娥的被欺凌、陷害、蒙冤受屈是一种不幸，但这都不是表现的重点，关汉卿着重表现的是窦娥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子面对不幸命运的态度，命运的悲惨没有消弭窦娥的善良，无赖的欺凌陷害、官府的为虎作伥并没有让窦娥俯首听命，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去抗争地痞无赖、抗争贪官污吏、抗争不公正的“天地日月鬼神”，维护自己清正的人格。

所以，关汉卿的《窦娥冤》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是“悲壮”而不是“悲惨”，“悲惨”只能让人产生“怜悯”，“悲壮”却能使人体会人性的高贵与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