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间，电影放映员随着时代的转变，从一个人人羡慕的台前职业，逐步变成一个默立幕后不被发觉的角色。

刘章南正在放映影片 林景余/摄

刘章南当年用的胶片放映机 林景余/摄

现在用的数字放映机 林景余/摄

晚饭后，炎热的夏天，搬张板凳，蹲在晒谷场，摇着蒲扇，盯着面前白色的幕布，全村人等待着一场即将上演的露天电影。这可能是很多人记忆中关于电影的一幕。电影放映员随着时代的转变，从一个人人羡慕的台前职业，逐步变成一个默立幕后不被发觉的角色。四十年间，虚构的电影文本在不断变化，但每一次的变化都在某种程度上映照出了部分现实的变迁。日前，记者采访了两位从历史深处走出的电影放映员，他们的记忆把我们带回这个职业曾有的光荣和衰落。

乡村电影总和时代贴近

“机器型号是长江F16-4，我用了很多年的电影放映机，铁盒子里放的是16毫米胶片电影《地雷战》。”10月9日，在肇庆市封开县平凤镇刘章南的家里，记者见到了这位乡村电影放映员，他从自己房中搜出了一部机器和一个生锈的铁盒子说道，这曾是他的谋生工具，他扛着这一套设备翻山越岭，在偏远乡村为村民放映电影。

1972年，刘章南进入了当时镇公社的文化站，加入了电影放映队。当时，每个公社都配备电影放映员，为偏远山区送电影。“一开始的机器设备都是县里的，胶片也是从封开县电影院拷贝过来的。放的电影都是样板戏，比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刘章南记得，那时能放映的电影不多，他手里会有两到三部电影胶片，来来回回放，但是大家总是看得津津有味。他大约每20天去县电影院更新一批电影胶片。

乡村电影的内容紧贴时代。1978年至1980年，很多电影开始解禁，刘章南为偏远乡村放映的是《艳阳天》、《创业》，其中《艳阳天》讲述的是农民如何战胜自然灾害，实现农业生产大丰收;而《创业》讲述的是中国石油工业创业时期的艰难和油田的风貌，展现的是工人如何生产。

1980年代，刘章南放映的电影是《刘三姐》、《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涉及的电影题材多是战斗故事片。1989年前后，他放映的是《秘密图纸》、《跟踪追击》，题材为反特片等。到1990年代，他手里开始有武打片，其中《南拳王》、《少林寺》等都是热门电影，深受乡村老百姓欢迎。

到1995年后，他放映的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影片。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明显感觉到前来观看电影的人数开始减少。“我们下乡放映的电影片库更新慢，内容太单一了，很多村民看腻了。”刘章南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电网通电，村民家里开始有电视机、VCD、CD等播放设备了，接触的电影更多，选择更多了。

全村杀鸡宰羊招待电影放映员

尽管已经废弃多年，但刘章南的长江F16-4型放映机依然可以运行。当天，他熟练地拉开机器的外壳，插上电源和音响，掏出铁盒里的卷盘，缠上两个片臂，打开开关，传出“嗡嗡呲呲”的声音。电影投射在墙壁上，黑白影像就像褪色时光里走出的老朋友，遥远又亲切。

“我从1975年后开始使用这台放映机，它配有电源，扩音设备，加上几盒电影胶片，总重量100斤左右。”刘章南说，这是他使用的第二套放映机。刚入行的1972年，他使用的是一个8.75毫米放映机。早期的机器发电需要人力，“上世纪70年代初，很多村里都没通电，放映机没法接通电源，需要两个人踩着一个踏板，用力转动发电。”他说，那时去乡下放电影，很多年轻小伙子争着抢着来踩踏板，觉得新鲜有趣。

那时候，刘章南是乡里极受欢迎的几个人之一。“大家看见我来了，就知道要放电影了。”他说，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农村，放电影的消息却总是传得很快。“老远就有年轻人来迎接，抢着要搬设备。到村里后，村干部杀鸡宰羊招待，像过节一样。”待刘章南吃完饭，大约晚上7点，村里的晒谷场已经坐满了人，一个个搬着自家小板凳眼巴巴等着。

电影大多是普通话，而封开偏远村落的村民很多人不识字，听不懂普通话。这时，作为电影放映员的刘章南就要“同期声”。“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讲解，比如《地雷战》，日军要过桥了，我就用他们听得懂的粤语讲解，‘注意了，鬼子要过桥了，八路军埋了地雷’。”刘章南一边充当翻译，一边充当剧情讲解员。同一部电影讲解多了，他每个镜头的说明都背熟了。

很多村民看完一场电影觉得不过瘾，会按照放映线路，追着电影放映员跑。“尤其是放映《南拳王》的时候，因为是粤语版，贴近广东人的口味，常常观众爆棚，爬树上的、站桌子上的，到处是人，放几遍都看不厌。”

通常情况下，刘章南带两部电影，一晚上放两场，放完之后，已经是晚上9点左右，他和同事就住在村里。有时候住在谷仓里，有时候住在祠堂里，还有的时候住在村民家里。

他是一代人的成长记忆

路途偏远和险峻才体现出乡村电影放映员的真正价值，“给没看过电影的村民放电影，就是我工作的意义。”刘章南说。

刚开始下乡放电影的时候，放映机和片子用扁担挑或手提肩扛。那时很多乡村没有通公路，刘章南要提着100斤重的设备翻过重重高山。有一次，他和同事前往冷水村放映电影，村里只有2户人家，共6口人。那天下午，他们很早就出发，结果因为走错了一个岔路口，两人爬上了一座高山，发现没有路了才意识到走错了路。最后几番折腾，终于到达冷水村，让6个村民看上了电影。

1975年，公社为乡村电影放映员配备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于是他们的放映机和片子以及幕布等设备都通过自行车运输，放映路上也轻松了很多。但路乡村道路依然艰险。有一年，他去古显村放映电影，放映完后回程半路上突然下起暴雨。回家的必经之路被一条小河阻挡，湍急的水流淹没了木桥，刘章南硬着头皮趟向河对岸。河水漫腰，他险些被冲走。“如果不是抓住岸边的一棵树，我可能就没命了。”

还有一次，放映机临时出故障。刘章南不忍心让四五百个村民失望，于是骑着自行车、拿着手电筒回平凤镇换机器，来回一个多小时。再回到村里时，四五百个村民还在现场等着他，那一刻他非常感动。“他们真的盼着我，盼着我的电影啊!”

除了为偏远乡村放映电影，他还为学校放映教育电影。“那时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去镇电影院看电影，都是他放的。”平凤镇宣传委员刘海清说，在村里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一代的记忆中都有刘章南的影子。

每放映一场电影奖励2角钱

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乡村电影放映员的待遇得不到保证，但刘章南却过得很好。1982年，刘章南成为平凤镇文化站站长，开始在镇上的电影院放映电影，但他还是坚持下乡。成为文化站站长，算是公务员，1972年，他的月工资是39元，到1989年前后，他的月工资63元，1990年中期月工资100元至150元。此外，刘章南说，早期下乡放电影还有奖励。“每放一场电影就奖励2角钱。”

2010年退休后，刘章南继续下乡放电影，这时他使用的设备已经是数字电影放映机，他的搭档换成了同村的一个侄子辈青年。他自己购买了小三轮车，两人开着车在乡村公路上放映电影。

“昨晚在江川镇放了两场电影，是《跤王战寇记》和《功夫侠》。”当天采访时他说，以往他只在平凤镇放电影，近几年附近的江川镇也邀请他去。他给记者展示放映电影的照片。照片里，几个老人带着小孩，稀稀拉拉的观众显得冷清。他拿出一叠记录本，上面登记着近几年的电影放映时间、影片名称、放映地点。本子上，一年又一年，一月叠一月，他每月有10至20晚在各个偏远乡村放映电影。

他说自己放了46年的电影，却从来没专门进电影院看过电影。问他为何不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他说没时间。对他来说，没退休前放电影是职责，退休后继续放电影，则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乐趣。

一个人掌握一个区的电影片库

和刘章南不同，今年64岁的古焕祥曾是惠州市惠城区电影公司副经理。“负责全面管理惠城区电影院，包括影片库和放映设备维修。”在此之前，1984年至1994年他在广州军区某部队文化工作站工作，从事的是电影相关的工作，1994年从部队转业后，在惠城区电影公司担任法人代表和副经理，直至退休。

“在部队里，我要下部队给官兵放映电影，维修电影设备，管理电影片库。”古焕祥说，当时军队里每个营、团、师都有电影放映队，按照上级要求，官兵要定期观看主旋律电影。古焕祥记得，他经常使用的机器是井冈山103型和井冈山104型放映机，放映最多的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部影片。

1995年，古焕祥从广东省电影公司拿片子，2004年之后则从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引进。2000年后，广东省电影公司经常组织“看片会”，提前观赏将要分发到各地的电影，了解反响。古焕祥一年要去省里参加好几次“看片会”，是新电影的尝鲜者。他说，整个区的电影院放映的电影必须先经过他的手才能分发到其他影院。如果说电影在当时是一种不可随意获取的资源，惠城区电影公司绝对是一个金矿，而他则是这座“金矿”的掌管人。

录音带、院校电影冲击放映制度

当时惠城区还有50-60家电影个体户，他们的电影公司都要从古焕祥手里拿片。“当时经过登记审批放映的电影量少，类型不多，而一些电影公司为了吸引人进电影院，开始‘走私’电影。”古焕祥说的“走私电影”是指没有经过登记审批、不在备案的电影，这类电影通常是武打片、三级片，涉黄、涉暴严重，大多是从香港、台湾带过来的。打击盗版、走私电影曾是惠城区电影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古焕祥经常和当地公安等部门突击检查电影院。

“后来录像带、投影技术发展迅速，很多电影通过录像带传播，电影院不断增加，商业影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接着是院线的兴起，传统的电影放映制度不断遭受冲击。”古焕祥说，他身在电影行业内，对于这种时代的变化感觉尤其明显。

在他的记忆里，录像带时代，香港的黑帮电影比如《古惑仔》系列，对年轻人影响非常大。“学生争相模仿，错误的价值观影响了很多小孩子。”古焕祥对《古惑仔》颇有微词。而对于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他印象深刻，称它是划时代的电影。“《英雄》当时号称国内第一部院线大片，由这一部电影开始，院线大片正式崛起。”他说，惠城区电影院放映这部电影时，影院爆棚，人人排长队买票。

年鉴

1950年 文化部电影局在南京举办全国性电影流动放映培训班，培训了首批电影放映员。1958年，农村地区出现了由人民公社主办的电影放映队。

1979年 国务院批转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恢复“文革”前的管理办法，恢复放映事业，电影片源得到增加。

1981年 文化部发出“积极发展农村集镇电影院的通知”，许多地区开始建设乡镇影院。

1980年代开始 电视逐渐走入千家万户，1990年代，广大农村地区出现黑白电视机。

1993年9月 国内的万燕公司在北京国际广播电视展览会上展示了世界上第一台名为CDK330的活动图像光盘播放机的样机，简称小影碟机，也就是后来的VCD，引起轰动。

1998年 《关于贯彻落实农村电影放映“2131”目标的通知》将农村电影放映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

2001年12月18日 广电总局和文化部颁发的《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提出院线制将成为我国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机制。（南方工报全媒体记者 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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